不过，除了刑事赔偿（司法赔偿）领域的错误羁押和错误裁判适用结果归责以外，其他刑事赔偿与原有行政赔偿仍适用违法归责。

该条还规定，如果病人仅仅患有精神疾病，或者仅仅患有残疾，不能适用自愿协助死亡。四是建立适用情况自动报告和事后监督程序。

实际上，病人选择尊严死亡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生提供的诊疗信息和治疗意见。对于病人的意思表示存在反复的情形，应当核实病人的真实意思，确保尊严死亡适用的自愿性。⑥参见李小杉等：《公民对脑死亡标准立法态度的现状调查》，《器官移植》2020年第1期，第87页以下。与此同时，一些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因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不愿在医疗措施介入下丧失对生命的控制，希望选择有尊严的死亡过程和方式。(54)前引(52)，祝彬文，第36页。

(34)See Carter v.Canada(Attorney General),2015 SCC 5,[2015]1 S.C.R.331. (35)参见王建平等：《生命安全机制与生命权立法》，《当代法学》2017年第5期，第104页以下。具体到临终医疗方式的选择以及安宁疗护的适用，也需要以病人知情同意为前提。基本权利限制与基本权利干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对基本权利的干预之所以有可能被正当化，正是因为宪法允许对基本权利施加限制，而任何正当的基本权利干预，都不能逾越宪法设定的基本权利限制范围。

在这个意义上，基本权利案件的三阶层审查框架首先共享了审查框架对于法教义学的普遍意义。笔者2008年出版的《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则在基本权利理论层面进行了体系建构工作。而通过审查框架在个案中的广泛应用，侵害基本权利的法律/行为应被撤销的完整规范结构也得以在实践中具体展开，并被反复验证、不断强化，从而为我们适用基本权利条款提供了思维上的抓手，补足了可能存在的认知缺失。而各个部门法学科之所以齐齐引入审查框架，正是因为看到了审查框架的内在优势，看到了审查框架之于法教义学建构的重要价值。

审查框架提供了案例分析的出发点与思考方向，例如，所有基本权利案件均应从保护范围出发开始讨论。任何法律的适用，都面临着制约司法恣意的任务，但这一任务在宪法基本权利领域最为迫切。

作者简介：张翔，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教授。所谓基本权利限制，实际上是指基本权利的限制可能性，即宪法是否允许、在何种情形下允许对基本权利施加限制。在操作层面，三阶层审查框架中，干预出现在第二个阶层，而限制是第三个阶层的问题。其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当公权力行为形成了对某项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干预，而此干预又无法被正当化时，即构成基本权利侵害。

就此而言，我国宪法已将基本权利条款确立为有拘束力的法律规范，也对违宪后果作出了规定，但必须承认，这样一种普遍将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分置的规范结构，在认知上是不利于基本权利条款的适用的。[53]这主要涉及保护范围界定的问题，此处只撮其大要。而如果每个人都从不同的问题点出发进行讨论，最终必然导致盲人摸象式的各执一偏。首先，关于人生意义的伦理学议题，经常被转化为有无某种基本权利的问题。

四、三阶层审查框架的意义 （一）审查框架对于法教义学的普遍意义 近年来，以德国法为主要借镜，中国的刑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众多学科都在尝试建构中国现行法秩序下的法教义学体系，其中，作为案件解决技术的审查框架的引入正是重要环节。关键词:  宪法案例分析、基本权利、鉴定式、法教义学、法学教育 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宪法处于最高位阶。

如果干预行为能够通过正当性检验，则属于对当事人基本权利的限制，即是合宪的，对此公民应当承受。首先需要指出，相较于刑法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或者民法侵权行为的客观构成要件—违法性—过错，基本权利的三阶层审查框架中缺少过错或者说责任这一层，之所以不需要考虑主观要件，是因为国家和国家机关本质上都是组织，不具有主观心理状态，无法论其过错。

最后，即便宪法并未明文规定，基本权利还可能受到宪法内在限制的制约，亦即存在与该基本权利相冲突的其他宪法法益，这既可能涉及第三人的基本权利（例如某位作家的艺术自由与第三人名誉保护之间的冲突），也可能牵涉其他具有宪法位阶的法益（例如机动车限行案例中公民财产权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审查框架首先帮助我们将案例涉及的所有问题一一收集胪列出来，力求全面完备，但在展开具体审查时，在每一个阶层却只考虑一个问题，力求清晰分明，从而避免其他要素或者变量的干扰。此审查框架呈现出一种递进关系，应逐级展开。王锴教授在对比基本权利的三阶层审查框架和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时认为，民法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的因果关系要件实际上对应于基本权利干预合宪性审查中的干预要件，违法性要件对应于国家干预行为的宪法正当性要件，而基本权利保护范围要件是公法所独有的。甚至直到1970年代，德国学界还经历了因福利国家中的分享权问题而引发的关于基本权利理论的方向之争。如果我们试图论证这里的男女差别是否合理，就需要选择工人或者干部作为共同上位概念进行分析，亦即对男工人与女工人的差别、男干部与女干部的差别分别进行论证。

三阶层审查框架是伴随德国战后基本权利教义学的发展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这里要对皮浩特与施林克合著的《基本权利》教科书多说几句。

首先，上一部分提到，三阶层审查框架将基本权利保护和基本权利限制作为两个问题分别在不同阶段加以处理。因此可以说，在现代法秩序之下，我们生活在基本权利的世界，与我们个人以及共同体生活秩序相关的种种问题，都有可能被表达为基本权利问题。

就保护范围（Schutzbereich/Scope of protection）而言，某个行为落入某项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并不意味着其最终就一定会受到宪法保护，这样说似乎有一些反直觉，但它恰恰体现了基本权利的社会关联性。此时，法官（或者合宪性审查机关）就需要对国家干预基本权利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而此种审查应遵循一套三阶层的审查框架展开：（1）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

第二，在德国法学院开设的基本权利课程案例研习课（Arbeitsgemeinschaft）上，老师最经常告诫初习法律的同学们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下一个阶层的问题。[46]这里可以引两句话来展现阶层性为何被视为审查框架的核心特征。相较于其他法律领域的权利，对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的认知存在一个颇为特殊之处：日常思维中，我们往往会把某个行为受不受基本权利保护和该行为应不应该受到限制结合起来思考，作出诸如言论不能损害他人名誉、集会游行不能扰乱社会秩序这样的表述。经过分析，我们认为，个人使用其所有的机动车属于对其财产的使用，亦即公民开车出行的行为受宪法上财产权的保护（《宪法》第13条第1款）。

[35]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皮浩特与施林克的教科书有所突破，他们首先在总论部分清晰阐释了三阶层的审查框架，进而将这一框架前后一贯地适用于分论部分各单项基本权利以及相关案例的分析之中，从而充分展现了教义学框架的价值，使其得到了学界和实务界的普遍认可。只要遵循这种阶层式的思考框架作业，我们就能够将案件涉及的所有问题点合逻辑地排列起来，依次讨论，逐个解决，最终实现对案例全面、清晰、合乎逻辑的分析，也就比较容易形成一致、可重复、可检验的判断。

但不允许进行任何限制的基本权利只是非常例外的情形，而且，我国宪法中是否存在这样的绝对权利，还有待进一步讨论。本节以下在讨论审查框架对于法教义学的普遍意义时，完备全面和合逻辑与经济性两点，亦受到了陈璇教授此文的启发，为节约篇幅，不再单独注释。

而三阶层审查框架即贯彻了这一完整的规范逻辑，因为整个审查框架要回答的，就是某项法律或公权力行为是否构成了基本权利侵害。大体上，审查框架在三个方面有助于减少主观恣意，提升基本权利审查的可预见性和可控制性。

因而，审查框架虽然看起来层级复杂，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更经济高效，更节省精力，发挥了简化法律工作和减轻法律人负担的功能。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基本权利总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出于这两点原因，本系列论文对基本权利案件审查框架的介绍，也将围绕三阶层审查框架展开，此处仅简单勾勒保护义务面向案件的审查框架。在此之前，张翔曾撰文（《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框架》，载《法学家》2008年第1期）对基本权利案例的审查框架做过初步介绍。

此后，在平等权案件审查的第二个阶层，恣意公式和新公式并存，而决定某个具体案件到底适用哪一审查模式的标准，主要是差别对待使平等权受到损害的强度，对平等权损害强度较低的差别对待按照恣意公式审查即可，损害强度较高的则需要按照新公式审查。如果是国家基于法律通过个别行为（行政或司法行为）来干预基本权利，则既需要审查作为该行为之基础的法律的合宪性，也需要审查该行为对法律的具体适用是否符合基本权利。

如果保护范围没有开启，就不必再考虑是否构成干预。[31]至此，能够指引教义学研究的学说大厦就建立了起来，此后，基本权利教义学经历的只是巩固、精细化、扩充以及在个别问题上的修正。

正是借助审查框架，我们能不加遗漏地、清晰地、合逻辑地对案件展开分析。[6]从根本上讲，对基本权利的干预之所以有可能被正当化，正是因为宪法允许对基本权利施加限制。